1916之後，群雄逐鹿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局、派系競逐、革命餘波、財政困境……當移植的社會新制度與現實衝突，晚清後的民國如何在混亂時局中轉型？

舊秩序未散、新體制未立……
中央薄弱、地方割據、財政危機、制度瓦解
 
帝制終結後的中國，如何在派系競逐與制度試驗中艱難前行？

 
▎共和初立的制度困境
本書開篇以袁世凱之死為轉折，揭示民國初年權威崩解後的政治真空。辛亥革命雖建立共和國，但制度引進倉促，社會基礎薄弱，多數民眾對「共和」概念陌生，甚至仍以帝制思維理解新政體。憲政制度如同空中樓閣，缺乏教育、法律與社會條件支撐，導致權力運作流於形式。作者指出，這種制度與現實的落差，使共和國從誕生起便帶有不穩定性，政治秩序難以真正建立，為後續動盪埋下根源。
 
▎權力結構與派系糾葛
書中進一步分析民國初年的權力組成，指出政治人物來自不同世代與教育背景，形成價值與行動的分裂：保守的舊官僚、新舊交雜的知識分子，以及激進的年輕革命者並存。這種結構使政府內部充滿矛盾，理想與權謀交織，難以形成一致方向。同時，派系關係取代制度運作，政治決策常依附於私人關係與利益來往。各類政黨與團體迅速湧現，卻缺乏合作精神，彼此競爭甚至對立，導致國家機器運作混亂，社會秩序逐漸失控。
 
▎黎元洪時期的短暫整合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象徵政治重新調整的開始。作者描寫黎元洪以溫和與「以德為本」的方式試圖整合各方勢力，恢復國會、重建法治秩序，並推動言論自由與行政改革。與此同時，段祺瑞掌握軍政實權，形成「府院並立」的權力格局。初期兩者尚能合作，促成南北和解與制度恢復，社會亦出現短暫穩定與經濟復甦。然而，由於憲政架構模糊、權責不清，加上個人性格與政治立場差異，總統與內閣之間的矛盾逐漸浮現，為後續衝突埋下伏筆。
 
▎亂世成因與歷史反思
作者將民國初年的動盪歸結為多重因素：制度設計缺陷、政治文化未轉型、財政困窘與地方割據並存，以及外國勢力的介入。中央政府權威薄弱，各省自治甚至抗命，財政依賴借貸，使國家運作更加脆弱。同時，新興知識階層與社會力量逐漸崛起，既批判體制又無法形成穩定替代力量。整體而言，民國初年呈現出理想與現實劇烈碰撞的局面，革命不斷循環卻難以建立穩定秩序。作者最終提出一個核心問題：在缺乏共同信念與制度基礎下，中國應走向何方，仍是一個未解的歷史命題。
 
【本書特色】：
本書為該系列上卷，以敘事史與人物描寫結合的方式，重現民國初年的政治亂局與制度困境。不僅梳理歷史事件，更分析制度移植與社會基礎之間的落差，指出共和失序的根源。作者運用史料與細節描寫使人物形象立體、生動，兼具故事性與學術性。此外，更透過對派系鬥爭、憲政運作與社會變遷的交叉觀察，呈現出多面向的歷史圖景。

<序>

楔子（節錄）
 
　　1916年6月袁世凱出人意料地死去，撼動了整個時局。一個最顯著的象徵就是，那種屬於舊時代，閃爍著重金屬光芒般的威懾力和權威消逝了。先是皇帝消失了，道統消失了，一種原先附諸於偶像之上的神祕東西，如霧靄一樣慢慢退去；而現在，以權威的形式替代偶像和道統的袁世凱也消失了。彷彿一個意外結局，連袁世凱自己都沒有回味過來，還沒來得及傷心或者悔恨，就破碎不再，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民國成立後，身為共和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像一隻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鬧市一樣困惑和悚然。袁世凱與時任內閣總理祕書的顧維鈞有過這樣一次談話──袁世凱問留美博士顧維鈞，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顧維鈞的回答是，「共和」意味著「大眾的國家或者民有的國家」。袁世凱困惑地搖了搖頭表示不太明白。袁世凱的擔憂是，中國老百姓能理解這些道理嗎？袁世凱舉例說，中國女僕打掃屋子時，會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關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潔，至於大街上髒不髒，她不管呢！顧維鈞說，民眾的無知可以透過教育、法律、制度等來推動發展。袁世凱說，那豈不要幾個世紀？──後來的顧維鈞由此認為，袁世凱並不懂得什麼是共和國，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優越，而且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想法。
　　袁世凱的擔憂和幾個世紀的轉變之說，如今看來並非毫無道理。事實上，辛亥革命帶來了一個突如其來的共和國，那種匆忙之中仿效西方建立的憲政更像是一個空中樓閣，甚至連倡導者也沒有系統性的全盤規劃　就匆匆上陣了。很少有中國人聽說過共和，甚至連總統這個名稱也是第一次聽到，也不知道這個稱謂與國家的關係，更不要說承認他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了。一切都是先天不足，辛亥革命來得如此突然，等到共和國建立，才發現根本沒有機會對民眾普及現代社會的公民教育。對於專制的警惕，對權力的制度性制約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義，這些現代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常識，中國人依然陌生。英國駐華使館武官柏來樂說：「在中國遙遠西部地方的居民，對於政府是帝制還是共和，可能感覺不到任何差別，因為這個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會影響到構成中國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苦力、車伕等的生活。擾亂給盜匪以一個大機會，他們是危險的大根源。貪汙的流弊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結果我懷疑它是否能在一個世紀以內剷除。」英國駐南京領事偉晉頌在致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信中寫道：「值得說明的是，此地的下層人士中，通常談到孫文博士是新皇帝，他們不了解總統這個專門名詞，認為它只不過是更高頭銜的一個委婉的說法。」在溥儀的洋師傅莊士敦看來，袁世凱稱帝的失敗，與其是人們反對帝制，擁護共和，倒不如是說人們反對的是袁世凱做皇帝。「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不反對共和，但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都沒有……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在莊士敦眼中，「全國人民心裡多傾向共和」的說法根本不曾被證實過，大部分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和前途會隨著共和制的建立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因此對共和制的優劣毫不關心。

<內容連載>

第一章　重整開局（1916年至1917年）
 
黎元洪就職
 
　　1916年6月7日上午，兩面五色旗在北京東廠衚衕的黎元洪宅第門口飄揚。雖然已是民國，五色旗作為中華民國的代表，其中的意義並不為人們廣泛知曉，在很多人看來，五色順理成章應該是朝廷社稷壇中的顏色：南紅、西白、北黑、東青、中黃──那是華夏土地的象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少人知道五色旗之中的五色別有深意：它不再表明帝王對國家的私人占有，而是代表五大民族漢、滿、蒙、回、藏，成為「五族共和」的象徵。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有人曾勸他下令將清皇室遷出紫禁城，移到熱河或者奉天去。袁世凱擔心此舉對於清廷的壓力過大，會導致激烈矛盾衝突，拒絕了這個建議，只是將中華民國總統府的辦公地址，選在了紫禁城旁邊的中南海，並在臨長安街的一側開了個口，做了一個大門，取名為新華門。這樣，進入中南海大總統府，就避開了紫禁城旁的西苑門，從新華門直接進入。黎元洪繼任總統的儀式，因是在袁世凱服喪期間，採取了一種簡樸低調的方式，沒有安排在中南海大總統府，而是選擇了黎元洪東廠衚衕的住宅。這一所大宅，是黎元洪1915年下半年以「大德堂」的名義，花了二萬銀兩購置的私人家產。房屋面積很大，有數百間，幾乎占去了東廠衚衕大部分面積。

　如果不是那一天衚衕兩端突然停有十數輛汽車馬車，風平浪靜的古舊衚衕還真的看不出什麼跡象，一切跟以往一樣風平浪靜。10時10分，簡單的就職儀式正式開始：軍樂聲中，黎元洪身著軍服眾星拱月般出現在黎府客廳內，左右兩旁是段祺瑞及內閣閣員。黎元洪先向左右鞠躬示意，段祺瑞及各部長也鞠躬還禮，然後，黎元洪發表就職宣言，表達維護共和國體和建設法治國家的願望，宣誓說：「自唯德薄，良用競競，唯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國。」
 
　　關於黎元洪的上臺，有一個說法是這樣的──袁世凱剛剛去世，一向對黎元洪敬而遠之的總理段祺瑞，在總統府祕書長兼教育總長張國淦的陪同下去黎元洪府告知。一路上段總理表情凝重，一言不發，張國淦如墜五里霧中，摸不清總理的意圖。到了東廠衚衕黎宅，張國淦搶先進入內院向黎報告：「總理來了。」接著又倉皇地喘著氣回報段祺瑞說：「總統過去了。」在此之後，主人坐在長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張分坐兩邊。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禮。禮畢，二人仍歸原座。段不開口，黎也不出聲，張更不敢講話了。段臨走時向張交代說：「副總統方面的事，請你招呼！」張這才搶著問：「國務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說一面上了汽車，車子就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