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學術史，歷代學者的詮釋與再造：東漢修史、唐代集注、宋代史評、清代考據、近代轉型……以《漢書》的傳播與研究看中國古代史學傳統的形成

斷漢為史，《漢書》的千年學脈！
成書背景、歷代注家、版本校勘、近代視野……
縱覽歷代學者如何校讀、詮釋、評論並重塑一部皇朝正史經典

 
▎《漢書》的成立與史學位置
本書以《漢書》為中心，梳理其成書、流傳、注釋與研究的學術史。《漢書》由班彪、班固、班昭等人歷經數十年完成，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斷代皇朝史。它繼承《史記》本紀、列傳、表、志等體例，又以「斷漢為史」的方式專寫西漢一代，確立後世正史修撰的重要範式。書中指出，《漢書》不只是記錄西漢政治興衰的史書，也兼具制度彙編、知識手冊、文學典範與精神寄託等多重意義。
 
▎班氏修史與時代壓力
作者首先追溯《漢書》的形成背景，說明班氏家族修史並非單純出於官方命令或盛世修史風氣，而是私人修史、家族學術傳統與東漢初政治環境交會的結果。班彪承接《史記》以人敘傳的成果，又批評司馬遷偏重黃老與游俠、貨殖，企圖以儒家經學與漢室正統觀重寫西漢歷史。班固繼承父志，在政治高壓與圖讖風氣下完成《漢書》主體，班昭、馬續又續成八表與《天文志》，使此書成為多代學者共同完成的成果。
 
▎注釋、閱讀與文化影響
本書接著鋪陳《漢書》成書後的接受史。魏晉南北朝以降，學者大量注釋《漢書》，服虔、應劭、蘇林、蔡謨等人奠定音義訓詁傳統；至唐代顏師古奉命集成舊注、校正文字，使《漢書》注釋進入總結階段。除了專門學術，《漢書》也深入文學、政治與士人生活。唐宋文人、將帥、官僚皆以熟讀《漢書》為學養標準，宋人筆記與史評又進一步批判顏注、考證史事，使《漢書》學從文字訓詁走向史論與考訂。
 
▎從清代考證到現代研究
後半部討論明清以來《漢書》學的轉型。明代重評點，凌稚隆《漢書評林》等彙集歷代評論；清代則以考據見長，王鳴盛等人從文字、版本、制度與史事方面重新校勘《漢書》，展現嚴密的文獻學方法。進入近現代後，學者開始以史學史、考古材料、制度史與歷史書寫等角度重估《漢書》，陳直等人將金石、簡牘、實物資料引入研究，開啟現代《漢書》學的新方向。全書由《漢書》的誕生寫到當代研究，呈現近兩千年學術傳承與方法變遷。
 
【本書特色】：
本書以《漢書》為核心，從成書背景、班氏家族修史、歷代注釋、版本考訂到現代研究，勾勒近兩千年的《漢書》學術流變。把《漢書》放回政治、史學、經學、文獻學與文化接受脈絡中觀察，既說明《漢書》的正史地位，也呈現其作為知識手冊、文學範本與精神象徵的多重價值，探究一部經典如何在近兩千年間被理解、詮釋與再研究。

<序>

序章
 
《漢書》的歷史意義和史學價值
 
　　宋代詩人陸游留下了這樣的詩句：
 
　　三黜歸來結草廬，平生狂態掃無餘。
　　但思下帷授《老子》，那復騎牛讀《漢書》。
　　歷歷舊遊渾似夢，蕭蕭殘髮不勝梳。
　　閒中事業君知否？不把漁竿即荷鋤。
 
　　在這首題為〈舟中遣懷〉的詩中，陸游提到了兩個典故。其一，下帷講授《老子》者乃西漢末年隱士嚴君平。因感漢政將亂，他隱居於成都，以賣卜為生，閒時以講授《老子》自娛。其二，騎牛讀《漢書》者乃隋唐之際的大英雄李密，他曾將《漢書》掛在牛角之上，一邊騎牛一邊閱讀。兩個典故一隱一顯，一靜一動，表達了詩人憊於事業的情態。相反，閱讀《漢書》成為有志功名的象徵。
 
　　清人繆烜同樣借《漢書》排遣憂鬱，在題為〈夜讀〉的詩中他說：「鎩羽歸來嘆索居，侯門寄食漫踟躕。笑他濁酒瓶長罄，雨冷燈微讀《漢書》。」悽清風雨時刻，面對人生事業的委頓，詩人選擇在《漢書》與濁酒的陪伴下度過漫漫長夜。
 
　　類似的詩作還有很多。我們不禁要問，詩人飽經滄桑、歷盡磨難之後選擇閱讀的《漢書》，究竟是一部怎樣的著作，其中又寄託了怎樣的期待呢？
 
　　《漢書》是東漢史學家班彪（西元3～54年）與班固（西元32～92年）、班昭（西元約45～約117年）兩代人馬續合力完成的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皇朝史。紀傳體指的是史書的體裁，包含以皇帝為編年單元的「本紀」、以公卿大夫等人為主要敘述對象的「列傳」、容納皇朝各種制度的「志」、按時間線索排列皇朝大事的「表」等。這種史學體裁經司馬遷（西元約前145～約前86年）開創，至班固修訂成熟，成為此後中國古代皇朝正史的基本撰述模式。皇朝史指的是以單一皇朝為書寫對象的史書。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劉徹，西元前156～前87年），敘述了夏商周秦漢五個朝代的歷史，並不能算作皇朝史。班彪、班固父子並不滿意司馬遷的做法，他們「斷漢為史」，用紀傳體的體裁單獨敘述西漢一代的歷史，開創了皇朝史的撰述傳統。
 
　　如此看來，《漢書》在體裁和內容上，都有開創之功。
 
　　先說《漢書》記載的歷史對象西漢。今日人們回顧中國古代歷史，都習於歌頌強漢盛唐。西漢是中國古代國力強大的時代。漢高祖劉邦（西元前256～前195年）提三尺劍，平秦滅楚，開創了布衣將相之局。漢文帝劉恆（西元前202～前157年），輕徭薄賦，待民以寬，逐步地恢復了社會經濟，拉開了「文景之治」的序幕。特別是漢武帝時，漢朝在文化上取得了大繁榮，名人異士輩出；在軍事上北逐匈奴，開疆拓土，進入了極端繁榮的時代。此後的漢宣帝劉詢（西元前91～前48年）勤於吏治，思復武帝之功，為西漢迎來了中興時刻。西漢是古人嚮往的英雄時代，如同暗夜中的繁星熠熠生輝。
 
　　再說《漢書》的體裁。在《史記》以前，古代的史書基本上以編年體為主，按照時間順序記載王朝大事，其典型代表就是魯國史書《春秋》。不過《春秋》記事非常簡略，一年中只記有限的幾件大事，被今日學者戲稱作「十大新聞」式的史書，並不能幫助人們詳細了解歷史。為了補充《春秋》敘事，解釋其中道理，為《春秋》作注解的「傳」出現了。在各種注解《春秋》的「傳」中，以《左傳》記錄的事件最為豐富，它保留了《春秋》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事件的體例，又增加了很多內容，將零星的紀錄串聯起來，形成了更為完整的歷史記載。這種史書，後人稱之為編年體。編年體史書符合事件發生發展的一般順序，好處是便於人們了解一件事情的起源、經過、結果，缺點是有些事件時間跨度太大，以致人們讀到了結果，卻忘記了起因。紀傳體史書敘述的核心是人，好處是在單一人物的傳記裡可以讀到某一事件的全貌，缺點是無法清晰呈現事件的時間線索。不過，自春秋戰國以降，社會上興起一股「人之發現」的潮流，人的價值逐漸超越了神，因此以人為核心的紀傳體史書雖不能稱作完美，卻取代了編年體史書，成為漢代以後史學體裁的主流。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漢書》的成書歷程
 
　　《漢書》繼承了《史記》開創的紀傳體體裁，斷漢為史，確立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寫作模式，成為後代王朝正史的範本。
 
　　班氏家族兩代三人不懈努力撰述《漢書》，既受到兩漢學術風氣轉換的影響，也面臨東漢初政治環境的壓力。《漢書》的形成史，既是漢代學術史的縮影，也是東漢政治史的反映。
 
《漢書》為何而作
 
　　《漢書》是在東漢時編撰完成的。如果從班彪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西元25～56年）立志創作《後傳》開始算起，到班固開始撰寫《漢書》，再至東漢和帝時（西元89～105年）班昭、馬續續成《漢書》八表及〈天文志〉為止，整個《漢書》的編撰過程持續了數十年。
 
　　換言之，《漢書》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而是窮班氏家族數人之力、承東漢初學術昌明之風、得當代一流學者之助而完成的一部史書。今日讀者都了解班固是《漢書》的作者，誠然不錯；但是這部偉大作品實際上凝結了數人數十年的心血，其間經歷了眾多挑戰與波折，此番情狀也不宜為後人遺忘。
 
　　班氏家族為什麼編撰《漢書》？
 
　　以今天的常識來推測，後代為前代修史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是如果對中國古代史學稍有了解，就會發現這個「常識」的形成並沒有那麼簡單。首先，所謂的後代為前代修史，指的是官方修史制度。這種制度的真正定型，其實是在唐代。其次，在唐以後官方修史的制度設計中，官方認證的前代史書只有一種。這兩點在今人的頭腦中或許沒有明確形成，但隱隱約約的印象卻早已根深蒂固。隨便信步至一家稍具規模的書店，能夠看到的各種裝幀、各種版式、各種升級變形的「二十四史」，都是類似「常識」引導下的結果；同時，這些「二十四史」進一步形塑了人們的史學觀念，使人們越發堅信，中國古代一朝唯有一部史書。

       實際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修史風氣盛行，基本沒有定型的後代為前代修史的制度，也沒有限定每一時代只能有一部史書。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國志》，其實就是一部私修史書，不過是因為陳壽（西元233～297年）在西晉受到朝中高官張華等人的賞識，得到了時人「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評價，他撰述的史書才獲得了超越眾家三國史的地位。位列「二十四史」的《後漢書》，作者是南朝劉宋的范曄（西元398～445年）。在他之前與之後，尚有三國時謝承，魏晉時薛瑩、張璠，西晉時司馬彪、華嶠，東晉時袁宏、謝沈、張瑩、袁山松，南朝劉宋時劉義慶，南朝蕭梁時蕭子顯等人曾著述關於東漢歷史的著作。范曄的《後漢書》獲得超邁眾史的地位，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所以說班氏家族開始編撰《漢書》，並不是官方指定的修史工作。
 
　　今日的常識中還有一種觀念，即盛世修史。這種觀點其實也頗為可疑。上述魏晉南北朝時的諸多史書，其成書環境都未必當得上「盛世」二字。
 
　　西晉承三國餘緒，百廢待興而主昏政謬。晉武帝（司馬炎，西元236～290年）時宰輔何曾在一次侍奉皇帝宴飲結束後與兒子們談論道：「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晉書．何曾傳》）司馬炎沒有經國遠略，使西晉在立國之初就萌亡國之兆。他死後，朝中既缺乏強力大臣輔政，又沒有德行高妙之人扶持，加之清談盛行導致不重事功、崇述虛華的政治風氣，終於使女主虐於內、宗王亂於外。東晉干寶在《晉紀．總論》中描述西晉禮樂刑政崩壞的情形是「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就此看來，西晉絕對算不上是盛世。
 
　　東晉南朝長期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峙，雖然存在短時間的和平局面，但從整體歷史發展來看，雙方的互相征討以及南朝內部的變亂和攻戰幾乎沒有片刻停歇，這個時期恐怕也難以冠以盛世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