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與秩序世界的誕生：從成書、版本到漢唐義疏、宋明理學、清代考據與出土文獻

禮，不只是儀式，更是理解古代社會的秩序語言！
《禮記》既記錄冠婚喪祭、朝聘鄉射
也深藏倫理、政治、教育與理想社會的思想……
 
從成書來源、版本流傳到歷代詮釋
追索一部經典在思想文化建構與轉型中的作用
 

▎不只是禮儀手冊的經典
《禮記》是「三禮」之一，也是儒家十三經中的重要典籍。它表面上談冠、婚、喪、祭、鄉、射等禮儀制度，實際上卻不只是記錄古代禮節流程，而是進一步說明禮背後的意義：人為何需要禮？社會如何藉由禮建立秩序？國家又如何透過禮樂實現教化與治理？本書從《禮記》的成書、篇章來源、思想內涵與版本流傳談起，帶領讀者看見這部經典如何從禮制資料，轉化為理解傳統文化核心精神的重要文本。
 
▎一部貫穿經學史的《禮記》學
《禮記》的影響並不局限於先秦秦漢。漢代今古文之爭、魏晉南北朝義疏學、唐代《五經正義》、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以及二十世紀出土文獻研究，都與《禮記》有密切關係。本書依照漢唐、宋元明、清代、二十世紀等時段，梳理歷代學者如何詮釋《禮記》，並說明《禮記》如何在不同時代被重新閱讀、重新定位。它有時是禮制根據，有時是義理資源，有時又成為考據、辨偽與現代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
 
▎兼具文獻整理與思想分析
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只羅列歷代《禮記》研究成果，而是把文獻學、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考察。書中既討論《禮記》四十九篇的作者、成篇年代、分類與篇章性質，也分析《禮記》與《儀禮》的關係，指出《儀禮》偏重禮儀流程，《禮記》則重在闡發禮義精神。透過〈王制〉、〈月令〉、〈禮運〉、〈大學〉、〈中庸〉、〈樂記〉等篇章，本書呈現《禮記》在政治制度、倫理秩序、教育理念、性命之學與禮樂思想上的豐富層面。
 
▎看見經典背後的時代思潮
漢唐學者關注經注、義疏與經學地位；宋元明學者從《大學》、《中庸》等篇中開掘理學義理；清代學者則重視名物制度、文字訓詁與版本考證；到了二十世紀，現代學科分類與郭店簡、上博簡等出土文獻，又為《禮記》研究提供新的問題意識。本書由此說明，經典並非靜止不變，而是在每個時代的閱讀、爭論與詮釋中持續生成意義。
 
▎重讀《禮記》的理由
本書適合關心儒家經典、古代禮制、思想史、經學史與傳統文化的讀者閱讀。對研究者而言，它提供了清楚的文獻線索、學術脈絡與問題意識；對一般讀者而言，它則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禮」能長期成為社會秩序、倫理關係與文化精神的核心。《禮記》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它保存了古代制度，更在於它讓我們看見古人如何思考人情、秩序、教化與理想社會。
 
 
本書特色：本書以《禮記》學術史為核心，從成書來源、篇章分類、版本流傳到思想內涵與歷代詮釋，梳理漢唐、宋元明、清代至二十世紀的研究脈絡。全書資料徵引廣博，並能結合今古文之爭、義疏學、理學、考據學與出土文獻等學術背景，觀察《禮記》在禮制、倫理、政治理想與經典詮釋中的多重意義。

<序>

（節選）

一、問題的提出
　　「禮」是中國古代社會的表徵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先秦到清代，禮一直是中國古代社會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理論框架和價值標準，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一種以禮的規範化為基礎而形成的文化。錢穆先生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象徵著中國的特殊性。正因為西語中沒有『禮』這個概念，西方只是用風俗之差異來區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影響其所及地區各種風俗習慣的總和。」在儒家學說中，「禮」既是社會政治理想，又是倫理道德規範，它透過對人們思想行為的引導、制約和規範來維護社會的安定和發展。要理解中國古代社會和中華民族精神，研究禮學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禮」這個概念或範疇可從六個層面來理解：一是「禮典」，即記載禮儀和禮義的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二是「禮物」，即行禮過程中所需的器、物；三是「禮儀」，即禮的儀式和流程，這些流程十分複雜，內容極多；四是「禮制」，即根據禮的核心要義而制定的一些制度；五是「禮義」，即禮所蘊含的深層蘊義；六是「禮俗」，即在禮的影響下形成的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風俗和習慣。在「禮」的六個層面中，「禮典」是核心和基礎，特別是《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禮經所記載的禮儀和禮義，成為古往今來建構學術思想體系、修養身心、經世致用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

<內容連載>

第一章　《禮記》的成書問題、思想內涵與版本流傳
　　《禮記》是先秦到西漢時期諸儒者論禮之說的選集。這些論禮之說或單篇流行，或出於諸子之書，到了西漢，經過學者的編輯，因此成書。由於年代久遠，書缺有間，《禮記》的作者和成書問題變得十分複雜。不過從事《禮記》學術史研究，還是有必要對《禮記》的作者和成書問題加以討論，因為這不僅關乎《禮記》作者和成書問題之廓清，還關乎東漢以前《禮記》學基本面貌之理解。此外，《禮記》受到歷代學者和統治者的重視，與其所持的禮治主義和蘊含的禮學思想有極密切的關係。對《禮記》思想的勾勒和掘發，是了解《禮記》學術發展史的前提。《禮記》學術史第一章《禮記》的成書、思想及版本。
 
《禮記》的作者和成書
　　《禮記》的作者和成書問題十分複雜。此所謂「作者」，既可以是《禮記》四十九篇各篇的作者，也可以是《禮記》一書的纂輯者；此所謂「成書」，既可以是《禮記》單篇的形成過程，也可以是《禮記》一書的纂輯過程。歷代學者對這些問題都曾有所討論，不過意見紛紜，莫衷一是。今結合相關文獻和前賢時人所作的研究，對《禮記》的作者和成書問題加以探討。
 
一、《禮記》纂輯者及成書時代
　　《禮記》一書由四十九篇記文組合而成。漢唐以來，關於《禮記》纂輯者和纂輯過程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戴德和戴聖分別傳《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和《禮記》四十九篇，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東漢的鄭玄。鄭玄說：「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戴德是《大戴禮記》的纂輯者，而戴聖是《禮記》的纂輯者，戴德與戴聖各自選編《禮》的記文而成書，二者之間不存在互相參考的情況。
另一種觀點認為「小戴刪大戴」而成《禮記》，持此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晉代的陳邵。陳邵說：「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也就是說，陳邵認為《禮記》是在《大戴禮記》的基礎上成書的。《隋書．經籍志》在陳邵的基礎上提出「馬融足三篇」說。《隋書．經籍志》云：「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